管清友:没想到金融监管如此严厉 要熬过这两年

时间:2017-05-09 08:37来源:互联网 已有 人阅读

  我们确实没有想到,2017年年初以来的金融监管如此之严厉,上升的高度如此之高,影响如此之大。

  抚今追昔,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。审视过去,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就仿佛身处四季如春的温室大棚——经济周期被人为熨平,但人为修正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都是有代价的,就像大棚需要不断的施肥耗电那般,我们也消耗货币宽松与财政扩张对其不断的滋养。其间偶有迟疑、停顿,但终是不舍、不忍及不敢走出温室,黄粱美梦终有一醒,秋去冬来终需直面,主动的进入冬天就等于主动的迎向了春天,唯有瑞雪才可兆丰年,唯有彻底的出清才可带来轻装上路。

  2017年,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走出温室的一些征兆,一些政策的决心和严厉程度是超出我们年初预期的: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中性,监管趋严,整治乱象,挤压泡沫,更重质而非量。眼下,全球同步复苏、特朗普效应消退叠加美国缩表尚未实质开启,外围看是难得的温和窗口;金融市场形成信用创造的内部空转、大类资产的价格扭曲与闹剧、实体企业在一次次政策摇摆中预期紊乱,造成宏观面上的周期钝化,内部看出清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

  举目远望,2017、2018年可能是出清的年份,也就是所谓的结构调整阵痛期,如果这两年我们可以熬过去,黎明的曙光大概会发生在2019年。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,1990年代末期的那一次比较彻底是市场出清,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20年了。而这一次,距离上一次出清也差不多20年。

  一、迟到的出清

  阳光底下无新事,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,包括经济增速下行、有效供给不足、产能过剩、库存高企、债务过高等,几乎都能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影子。这些问题一方面源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冲击(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、2007年次贷危机);另一方面,源于内部过度追求高增速长期积累的体制性、结构性矛盾,投资过热和货币超发可以说是产能过剩、资源严重错配和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。

  1990年代中后期,中国的决策者大刀阔斧,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,用一次彻底的出清换来了生机。中国的GDP增速在2000年反弹重回上升周期。1998年去产能和体制改革双管齐下,体制改革涵盖国企三年脱困改革、政府机构改革、金融体制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、社会保库体系改革、住房制度改革等多个领域。我们先看看这轮经济出清的情况。GDP增速从1992年的14.2%一路下行至1999年的7.2%。通货紧缩严重,1998-2000年CPI和PPI最低分别降至-1.4%和-4.1%。工人大规模下岗,就业人数从1998年的1.46亿人降至2000年的1.16亿人,三年内减少3000万人。行政化国企改革和去产能效果显著,1996-1998年,国有企业从 11.38 万家下降至6.5万家,减少 42%;去产能以纺织业为例,用三年时间(1998-2000年)淘汰落后棉纺锭 1000万锭,分流安置下岗职工 120 万人,并在2000年实现扭亏为盈。

  从1998年至今,二十年矣,我们又站在是否要进行新一轮经济出清的抉择路口。2015年底,中国的决策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,着力推进“三去一降一补”,但实质性的经济出清仍未出现,政策甚至多有摇摆。实践证明,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,要想同时实现,何其难也!稳增长与调结构,在短期之内是存在矛盾的。要承认这个客观事实。当前,大家对于经济L型、增速换挡的趋势是有共识的。但是,这个阶段要持续多久,很多人心里是没有把握的。这就导致了预期的紊乱,选择的短期化,投资的泡沫化。宽松政策导致金融过度繁荣、资产泡沫化、流动性空转,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并没有相应提高,出现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。凡此种种,需要决断,需要取舍,需要定力。

  二、难得的窗口

  外部环境来看,当下面临难得的窗口期:全球同步复苏,特朗普效应消退,缩表前的最后真空期,政治黑天鹅的担忧高峰已过,之后的荷兰、法国大选等都比较平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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